本报记者 申剑丽 北京报道

    ——专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

    多种因素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下半年通胀的走势。

    此前，全国政协于北京举行专题协商会，主题探讨“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7月初，本次会议发言人之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向本报详细分析了他关于抑制通胀的近期和长期对策研究。

    此轮通胀有必然性

    《21世纪》：今年经济已运行过半，您认为政府设定的抑制通胀的目标可否实现？您认为此轮通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郑新立：1—5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8.1%，应该看到，要实现全年4.8%左右的调控目标，难度很大。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分析这一轮物价上涨的深层次原因，从近期和长期的结合上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从而把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长期保持下去。

    新一轮物价上涨主要是由部分农产品供给波动引起的。去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不断升高，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由于部分农产品供给波动，特别是生猪供应受周期性波动影响，价格大幅上涨并带动相关食品价格上升。

    二是连续5年投资的高增长，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持续增加，对进口资源性产品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加之进口价格迅猛上升，加大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

    三是由于外贸顺差持续增加和国际热钱流入，带来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多，银行货币流动性过剩。货币流动性过剩支撑了投资的高增长，为通货膨胀提供了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猪肉等农产品供给的波动是这次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发因素，在它的带动下，其它条件对通胀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1世纪》：您曾经指出，这一轮物价上涨，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作何解释？

    郑新立：从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间，我国消费价格年均上涨5.7%。然而，从1996年到2006年的近10年，消费价格年均仅上升0.9%。其中从1997年到2003年的7年间，消费价格连年下降或略有回升，直到2004年价格总水平才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特别是一些重要农副产品，如小麦、大米、猪肉等，直到2006年仍低于十年前的水平。

    而这一期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攀升，农业效益下降。同期城镇居民收入也有了较大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河南省平均每亩小麦纯收益仅80多元，相当于外出打工两天的收入。

    由于水稻种植比较效益下降，在一些水稻主产区，出现了双季稻改单季稻的趋势。与国际粮价相比，国内粮价更明显偏低。小麦价格比芝加哥粮食市场低30%左右，大米价格仅为泰国的1/3、越南的1/2左右。

    从工农业产品比价来看，改革以来已明显缩小的剪刀差近些年又有扩大。据世界银行推算的中国购买力平价比较结果，我国的机械与设备价格水平比国际价格高7%，而消费价格仅为国际价格的20%左右，反映了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大，成为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即使在6月份提高成品油和电价之后，国内能源价格仍比国际市场低30%以上。以汽、柴油零售价格相比，中国目前的市场价仅相当于欧盟的1/4、日本的1/2、美国的60%。能源价格低不利于鼓励能源的生产和节约。

    理顺价格需3年

    《21世纪》：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价格扭曲格局，您如何看待理顺价格的进度？

    郑新立：我们应抓紧制定一个理顺农产品和能源价格的总体方案，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近十年累积的价格扭曲的矛盾逐步加以解决。这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应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三年价格调整期间，CPI将保持在5%~6%之间，这是社会各方面可以承受的。

    《21世纪》：针对此轮通胀，中国已经采取了紧锁的货币政策，目前虽然通胀势头有所放缓，但综合来看，下半年的反通胀压力依然不小。您有怎样的政策建议？

    郑新立：针对这次通胀的成因，应当采取综合性对策，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尽快把价格上涨的势头控制住，努力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局面。

    简言之，当前抑制通胀在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

    具体而言，在财政政策运用上，一是利用奖励、补贴、税收等办法，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扩大生猪、奶牛等养殖规模，增加粮食、油料种植面积，加强主要农产品收购、储备和运力保障，调整进出口结构，在增加国内短缺农产品供给的同时，利用国际市场价格高的时机，适当出口一些粮食，以拉升国内市场粮价，增加我国农民收入，为明年粮食的持续增产注入新的刺激因素。

    二是增加对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物价补贴，特别是大学生和低保人群的补贴，确保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三是降低通胀预期，改变居民储蓄存款负利率的状况。应停征利息所得税，必要时实行保值储蓄。

    在信贷政策运用上，鉴于当前利率已处于较高水平，不宜再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来抑制通胀，因为利率是双刃剑，过高的利率与鼓励消费的政策相悖，并影响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会刺激国际热钱的流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形成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压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抑制通胀，实践证明收效甚微，而且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贷款难，制约了经济发展。应在从紧控制信贷总量的同时，加强“窗口指导”，优化信贷结构，促进投资结构调整。

    在汇率政策运用上，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与日、韩等国不同，我国目前的出口结构中，57%是加工贸易，内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80%以上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所以我国出口能力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应以出口增长不受大的影响为前提。必须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渐进、可控、自主的原则，为国内企业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赢得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美货币利率、汇率走向相反的情况下，必须严防投机性外汇的流入。据有关资料，投机性外汇的进入仅通过贸易结算手段就达十几种。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入对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很大困难。必须制定严密有效的防范国际热钱大进大出的措施，以维护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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