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26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前中国的经济国情已经远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初面对的国情。

　　探寻新时期发展路径亟需科学把握已经速变的中国国情，审视中国国情新问题。中国在社会类型、市场机制、产业、资源、资本市场等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方面，明显地呈现出六大悖论现象，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制约着综合国力水平的提升。

　　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的悖论

　　与整体性的单一社会类型不同，受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中国社会凸显出多种系统、多种技术时代并存的混合型社会特征。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信息技术）社会。与此相适应的是三种不同技术的经济的共存：仍旧主要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这种并存本身就是一种悖论现象，这也是今天中国需要面对的最基础的“新国情”。

　　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还衍生出一系列相关悖论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

　　社会多元化分层。不仅同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不同经济系统中的人民群众的待遇、生活、心态也极其悬殊。社会分层增加国家政策制定的难度，也使得各阶层对国家发展战略、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出现差异。

　　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割裂式”并存。中国城市较快发展的同时，乡村并没有实现“相适应地发展”。改革初期，农村工业蓬勃兴起，吸收了一亿多的农村劳动力，其后，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大量外来资本的投入，又吸收了约一亿农村劳动者。但由于中国的乡村巨大，劳动力太密集，除了东部地区，内地农业生产实践基本还是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型的生产。相对国内工业经济以及信息产业经济，农业生产人均收入仍然很低，大量农村人口仍然生活艰难。这一现实决定了“三农”问题将继续严重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在较长时期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发展的阶段，需要解决的仍是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发展的问题。

　　社会结构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混合型社会特征增加了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社会治理机制是否有效、政策取向是否获得大多数认同、资源配置是否符合国情和经济规律，都将直接影响混合社会转型的水平和效果，甚至有可能产生引发社会冲突的风险。

　　引进国外先进智力成果是国家现代化少走许多弯路的重要途径。审视26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两类盲目提倡与国际接轨、不顾中国特殊性的引进法亟需反思。

　　一种是盲目的引进国际惯例热，忽视国际惯例的适应性，忽视“中国特例”。一些地方、部门或学者在推出或提倡某些改革举措时，往往言必称“国际惯例”，但分析这些所谓的国际惯例，许多实际上站不住脚。比如，近年来房地产泡沫论者支撑其泡沫观点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超出房价收入比4－6倍的国际惯例”，事实上，这一标准只是1989年香港大学Bertnand renaud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部分观点，其完整说法是：“在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在1.8至5.5：1之间，……在发展中国家，该数一般在4－6：1之间，当然也有例外”；一种是奉西方经济学理论为“经典”、“先进”或“前沿”，硬套于中国实际，忽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待世界先进智力成果的态度只能是：一，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盲目崇拜，只能借鉴，尊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寻求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奇迹”孕育了“中国经验”，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理论。二，既不要让自己的发展跟先进的国际惯例脱节，也不要任国际惯例束缚了发展的手脚。接受不接受某种“惯例”，与各国发展阶段、体制特征、文化传统都有联系。国际惯例是否完全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理性甄别和扬弃，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而生吞活剥国外做法。要深入研究“中国特例”，该接轨就接轨，该打破就打破，勇于破除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水土不服的国际惯例。

( 千龙新闻网 黄庭满)